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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发表于:2020-08-20 16:25:53 分享至:
 
 
 
 

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9)晋民终196号

上诉人(原审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

负责人:郑某,行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刘某,北京盈科(太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某,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山西金贝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诉讼代理人:帅某,山西恒帅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某3,男,1959年6月9日出生,汉族,住山西省太原市。

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职员。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房某,女,1959年2月16出生,汉族,工行省分行退休职工,住太原市。

原审被告: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张某3,董事长。

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某,该公司员工。

原审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某,董事长。

上诉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以下简称交行山西分行)与被上诉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张某3、房某、原审被告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利公司)、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山西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0月10日作出(2016)晋01民初字603号民事判决,交通银行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交通银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1、刘某,被上诉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张某2、帅某,被上诉人张某3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安某,被上诉人房某,原审被告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蒋某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本院缺席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原告交行山西分行诉讼请求:1、被告天利公司偿还原告国内信用证项下垫款本金35282111.82元及相应欠息(截至2016年6月6日利息7732414.62元,复利563239.60元,利息、复利应算至垫款本金还清为止);2、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张某3、房某对上述第1项所有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要求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在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34170368.00元本金及相应欠息的连带清偿责任;3、被告天利公司偿还原告买方押汇业务项下融资本金17589632.00元及相应欠息(截至2016年6月6日的利息5841798.45元,复利689038.13元,利息、复利应算至垫款本金还清为止);4、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张某3、房某对第3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等由被告承担。

事实和理由:2013年10月25日,原告与被告天利公司(借款人)签订了《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额度1.3亿元整,同日,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最高额债权8800万元,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最高债权额5500万元,张某3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最高额债权14300万元。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依据合同约定,借款人与原告开展了国内信用证业务合作,因被告天利公司的违约,造成原告于2014年4月25日在该信用证额度项下形成资金垫付,实际垫付金额66111743.82元。垫付后,经原告多次向借、保各方催收,担保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日代偿本金20829632元、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4年9月30日代偿本金10000000元,截至2016年6月6日本金余额35282111.82元,利息7732414.62元,复利563239.60元(三项合计43577766.04元)。造成垫款后,借款人应当依照《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第12.1条等规定支付利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及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被告达胜公司、张某3应当对上述全部本金35282111.82元及相应欠息(截至2016年6月6日利息7732414.62元,复利563239.60元),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仍应当在5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范围内承担本金34170368元及相应欠息的连带清偿责任。

2013年10月25日,原告与被告天利公司签订了《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额度10400万元整,同日,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押汇项下最高额债权5940万元,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押汇项下最高额债权5500万元,张某3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押汇项下最高额债权11440万元整,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原告与借款人开展了买方押汇业务,原告实际押汇款余额共三笔合计金额3696万元,分别于2014年4月24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12日到期,到期后借款人、保证人均未偿还,构成违约。逾期后,经原告多次向借、保各方催收,担保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9日代偿本金5000000元、2014年5月30日代偿本金5000000元、2014年8月1日代偿本金7770368元,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4年9月1日代偿本金1600000元。截至2016年6月6日三笔押汇尚欠本金17589632元,利息合计5841798.45元,复利合计689038.13元(本息合计24120468.56元),应当依据《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第4.4条、10.1条等的规定支付罚息及复利。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及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经原告催收,上述被告均未履行还款义务,已构成合同违约,原告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特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依法判如所请。

天利公司辩称:天利公司与交行山西分行签订的合同贷款额度是1.3亿元,股东会决议一个是8千万,一个是5千万,但无论贷款合同还是押汇合同,银行拿过来的合同都是空白的,也没有给我公司返回,具体情况我公司都不清楚,请求法院调查清楚事实依法判决。

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辩称:1、答辩人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保证责任已经免除。2、《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系《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项下合同,两份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答辩人不存在提供两个担保。3、答辩人只应在5000万元的最高额度内承担担保责任。4、答辩人的保证责任不应超过1140万元。5、对本案所涉四张信用证,因为单证不符,交行均应拒付,但交行改变付款条件,加重了答辩人责任,答辩人应予免责。6、交行对保证人代偿的金额抵充顺序有误。

张某3辩称: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均形成于2013年10月25日,彼时,答辩人旅居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答辩人于2013年9月7日出关赴马,2013年11月5日离马入关,期间原告及原告代理人及其第三人根本未与答辩人就涉案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商榷担保之事,故答辩人也不可能就案涉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作出担保的意思表示,至于保证合同上所用的答辩人的名章,保管于公司,用于公司签发支票使用,专用于公司特定事务处理,他人擅自使用该名章,不能代表答辩人本人为他人债务担保的意思表示,更不能代替答辩人的亲笔签名效力。

房某辩称:本人对两笔担保事宜不知情,也未授权委托过任何人在任何法律文件上代本人签名,原告工作人员也从未要求本人签字确认和面签过。交行提供房某身份证复印件无本人签字,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签字不是本人所为,要求原告出具能证明本人与原告签押时的影像资料以查明事实,明确法律责任。

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未到庭,未提交书面答辩状。

原审法院查明:2013年10月25日,原告交行山西分行与被告天利公司(借款人)签订了《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额度1.3亿元整,同日,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最高额债权8800万元,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最高债权额5500万元,形式上,有份被告张某3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形式上也有被告房某作为其配偶进行的共有人声明签字,担保最高额债权14300万元。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依据合同约定,借款人天利公司与原告开展了国内信用证业务合作,因天利公司的未按合同约定履行有关义务,造成原告于2014年4月25日在该信用证额度项下形成资金垫付,实际垫付金额66111743.82元。垫付后,经原告多次向借、保各方催收,担保人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于2014年8月1日代偿本金20829632元、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4年9月30日代偿本金10000000元,截至2016年6月6日本金余额35282111.82元,利息7732414.62元,复利563239.60元(三项合计43577766.04元)。造成垫款后,借款人应当依照《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第12.1条等规定支付利息。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及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2013年10月25日,原告与被告天利公司又签订了一份《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额度一亿零四百万元整,同日,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押汇项下最高额债权5940万元,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与原告签订《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押汇项下最高额债权5500万元,形式上,有份张某3与原告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该《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形式上也有被告房某作为其配偶进行的共有人声明签字,担保押汇项下最高额债权一亿一千四百四十万元整,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合同签订后,原告与借款人开展了买方押汇业务,原告实际押汇款余额共三笔合计金额3696万元,分别于2014年4月24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12日到期,到期后借款人、保证人均未偿还。逾期后,后经原告多次向借、保各方催收,担保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于2014年5月9日代偿本金5000000元、2014年5月30日代偿本金5000000元、2014年8月1日代偿本金7770368元,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2014年9月1日代偿本金1600000元.截至2016年6月6日三笔押汇尚欠本金17589632元,利息合计5841798.45元,复利合计689038.13元(本息合计24120468.56元),应当依据《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第4.4条、10.1条等的规定支付罚息及复利。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及合同的约定,借款人及担保人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双方因此形成纠纷,原告诉至法院。

另查明,被告房某就本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其本人的签名真实性提出了司法鉴定申请,在本院对外委托司法鉴定后,由于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拒不配合鉴定,致使鉴定无法正常进行,后被告房某撤回了鉴定申请。

原审法院认为,针对原告、被告分别提出的诉请、答辩,结合各方所举的关于借款、借款逾期、保证担保、代偿等的相关证据,综合分析认定如下:原告交行山西分行所主张的垫款本息及复利数额清楚,证据充分。被告天利公司作为与原告订立《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的相对方,在原告实际形成垫款并逾期后,应当承担偿还剩余全部本息及复利的民事责任。

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作为对《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提供最高额保证的保证担保人,未到庭参加诉讼,也未提出答辩,故对本案垫款本息、复利应当承担相应连带保证担保责任。

被告张某3,虽然有形式上与原告订立的二份《最高额保证合同》,但其庭审所举证据:本人护照,出入境记录一份(张某3旅居马达加斯加共和国,张某3于2013年9月7日出关赴马,2013年11月5日离马入关),能够证明案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两份均形成于2013年10月25日)形成期间被告张某3并不在国内,无法亲自订立合同,也未授权他人,且合同上没有本人签字,只有名章。故原告要求被告张某3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被告房某,虽然涉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在形式上也有被告房某作为其配偶进行的共有人声明签字,但被告房某在审理中就本案所涉《最高额保证合同》中其本人的签名真实性提出异议,并申请司法鉴定。在本院委托司法鉴定过程中,由于原告拒不配合鉴定,致使鉴定无法正常进行,后被告房某撤回了鉴定申请。原告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故原告要求被告房某承担连带保证担保责任的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作为保证担保人,虽然就被告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与原告订立的《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与原告签订了二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担保最高债权额均为5500万元。但从《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的业务特性来看,银行应该只能使用一个授信额度,故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应当只在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担保最高债权额为550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现原告要求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就《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与原告签订的二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系加重了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的担保责任,且就原告的相应诉讼请求来看,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应如何承担保证责任的合同相对性、代偿金额的合同对应性、继而对具体承担的保证责任的数额等尚不明确。故原告对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的相应诉讼请求现依据不足,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六十条第一款、第一百零七条、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判决:一、被告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国内信用证项下垫款本金35282111.82元及相应欠息(截至2016年6月6日利息7732414.62元,复利563239.60元,利息、复利应算至垫款本金还清为止);二、被告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买方押汇业务项下融资本金17589632.00元及相应欠息(截至2016年6月6日的利息5841798.45元,复利689038.13元,利息、复利应算至垫款本金还清为止);三、被告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二项所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实际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被告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进行追偿;四、驳回原告对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被告张某3、被告房某的诉讼请求。

交行山西分行提出上诉。请求:1、撤销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初603号民事判决书第四判项,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支持我行要求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张某3、房某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2、本案上诉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被上诉人张某3的签章合法有效,应当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张某3系原审被告天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董事长、控股股东,无论是加盖公司印章或本人名章,均需经本人同意,我行与被上诉人张某3签订的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均系在天利公司办公场所加盖,说明其本人是知晓并同意的,应当予以认定;另从张某3本人亲笔签字并捺印的《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个人保证)》也明确表明张某3知晓并同意为天利公司债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确认了已签订的不同编号的保证合同(编号为1410012013B100000503和编号为1410012013B100000404的保证合同)。虽然保证合同的签署日期与其本人的护照和出入境记录不符,但《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个人保证)》上本人的签字、捺印系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原审判决仅以保证合同的日期上的瑕疵否认其本人提供连带保证的客观事实,完全忽视了《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个人保证)》上其本人对保证行为和保证意愿的确认情况,显然违反了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不符合客观事实。另外,被上诉人张某3如否认其签字和捺印,我行要求对其笔迹、手印及个人印章进行真实性鉴定,以查清客观事实。如虚假,恳请法院移交公安机关进行立案查处。

(二)一审判决认定我行拒不配合被上诉人房某进行笔迹鉴定不符合事实情况。被上诉人房某提出进行笔迹鉴定后,我行积极配合向法庭提供有房某签章的保证合同原件、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原件,并在原审法庭的主持下对我行及申请人房某做了鉴定笔录,在房某申请笔迹鉴定的基础上,我行委托代理人当场建议房某同时申请指纹鉴定。对于房某的鉴定我行是积极配合的,我行固然迫切希望能查清客观事实,原审判决认定我行拒不配合鉴定不符合客观事实。

(三)《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项下形成的法律关系与《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合同》项下形成的法律关系系两个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借款人、保证人应当在合同约定范围内分别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第一,所谓国内信用证,系银行依照申请人的申请开立的、对相符交单予以付款的承诺,而国内信用证项下的买方押汇本质上是对申请人的一种融资方式(即给予申请人短期贷款),两者分别属于不同的法律性质;第二,国内信用证与买方押汇属于不同的业务品种,两者形成的债权关系过程完全不同。国内信用证业务项下,信用证到期前,申请人应当将信用证载明的金额足额存于我行用于对外支付,而当申请人未将信用证载明的金额足额存于我行,我行基于信用证的约定对外付款后形成垫款,对该垫款本金及利息形成债权债务关系;国内信用证项下的买方押汇业务,系申请人申请我行在信用证付款时给予其贷款以用于支付给受益人,贷款到期后,申请人应偿还给我行,本质上是借贷关系;第三,国内信用证业务与买方押汇业务分别适用不同的主合同。国内信用证业务与买方押汇业务分别适用《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和《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合同》,且申请人山西省天利实业公司使用的申请书分别为《国内信用证开证申请书》(信用证额度项下)、《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使用申请书》,相应的保证合同也是分别对信用证垫款和买方押汇业务分别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在我行信贷人员双人上门核实过程中,各保证人也分别签署了《授信业务保证核保书》,对自身的保证行为和保证责任进行再次确认,说明保证人主观上也是认可分别对国内信用证和买方押汇两项不同业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四)被上诉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与代偿金额的合同对应性及保证责任明确具体,原判决认定有误。对于国内信用证,我行于2014年4月25日形成资金垫付,实际垫付金额66111743.82元。垫付后,经我行多次向借、保各方催收,担保人新钢联于2014年8月1日代偿本金20829632元,达胜公司2014年9月30日代偿本金10000000元,截至起诉日,国内信用证垫款本金余额35282111.82元,依据被上诉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与我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1410012013B100000502),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应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5500万元最高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因新钢联已代偿20829632元,故仍应对34170368.00元本金及相应欠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对此,我行在起诉状中已予以明确;对于买方押汇融资业务,我行实际押汇款余额共三笔合计金额3696万元,分别于2014年4月24日、2014年4月30日、2014年5月12日到期。逾期后,后经我行多次向借、保各方催收,担保人新钢联于2014年5月9日代偿本金5000000元、2014年5月30日代偿本金5000000元、2014年8月1日代偿本金7770368元,达胜公司2014年9月1日代偿本金1600000元,截至起诉日三笔押汇尚欠本金17589632元,依据被上诉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与我行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1410012013B100000403),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应在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的5500万元最高额内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故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应对押汇17589632元及相应欠息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对此,我行在起诉状中已予以明确。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各笔代偿的凭证中也明确规定了代偿的是国内信用证垫或买方押汇。故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应承担的保证责任与代偿金额的合同对应性及保证责任是明确具体的,原判决认定:“被告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应如何承担保证责任的合同相对性、代偿金额的合同对应性、继而对具体承担的保证责任的数额等尚不明确”显然是错误的。

(五)原审中代理人辩称张某3的盖章既非本人所为也未经本人授权、房某本人辩称其签字捺印系虚假,则涉嫌刑事犯罪,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规定》的相关规定,原审法院应当以刑事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进行侦查,而不是驳回我行的诉讼请求。

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答辩称:(一)答辩人在本案中依法不应承担民事责任。1、答辩人已履行完毕合同义务,保证责任已经免除。依据答辩人一审提供的录音资料及证人证言证实,2014年4月份,交行提出按1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内答辩人担保5000万元的比例,由答辩人代偿3860万元,即可解除答辩人的连带保证责任,双方已就合同变更事宜达成了口头协议,答辩人已按变更后的协议内容履行了合同义务,答辩人的保证责任已经免除。2、对本案所涉四张信用证,因为单证不符,交行均应拒付,但交行改变付款条件,加重了答辩人责任,答辩人应予免责。本案所涉四笔信用证业务,均在信用证中约定:受益人应提供增值税发票和货物收据,但交行在单据审查时,均未按要求审查收货单据。在单据不符的情形下,依据《国内信用证结算办法》第三十一条“银行收到单据时,必须仅以单据为依据,认真审核信用证规定的一切单据,以确定其表面是否与信用证条款相符合。单据表面与信用证条款不符的,可以拒绝接受”的规定,交行完全可以拒绝付款;此外,依据《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第6.4条“有不符点且申请人接受不符点并确定付款的情形下,开证行不承担补足付款的责任,自申请人补足差额款项之日起一个工作日内进行一次性付款”的约定,交行不应进行垫款。依据《担保法》司法解释第三十条的规定,如果加重债务人的债务的,保证人对加重的部分不承担保证责任,交行在不应垫款的情形下改变付款条件,加重了答辩人的保证责任,答辩人应予免责。

(二)无论《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与《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系主从合同关系还是子母合同关系,答辩人不存在提供两个担保。1、借款人在交行开展信用证业务时,只提供了一份股东会(董事会)决议,申请的授信额度为13000万元。2、答辩人在与交行签订保证合同时,交行只要求答辩人提供了一份股东会决议。3、《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第10条及《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第8条均约定:合同所对应的额度系组合额度,国内即、延期信用证13000万元,买方押汇10400万元,各业务额度余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从合同约定可以看出,天利公司在交行的授信额度最高为13000万元,而非26000万元。4、本案涉案的四笔信用证业务,交行为天利公司垫款共103071743.82元,未超过13000万元的授信额度。5、从交行要求代偿3860的数额计算依据来看,交行自身也是按一个13000万元进行计算的。即5000万元(担保金额)一13000万元(授信额度)xl亿(垫款金额)=3846万元(代偿金额)。从以上五个方面可以看出,交行向天利公司的授信额度为13000万元,答辩人只应按一份《最高额保证合同》承担保证责任,且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5000万元。

(三)交行对保证人代偿的金额抵充顺序有误。依据《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二十条的规定:债务人的给付不足以清偿其对同一债权人所负的数笔相同种类的全部债务,几项债务均到期的,按照债务到期的先后顺序抵充,保证人代偿的金额应当先用于归还已到期的债务。担保数额相同的,优先抵充债务负担较重的债务。答辩人分三笔代偿3860万元后,交行在与答辩人无约定的情形下,不论四笔信用证欠款的到期日及利率的高低,任意抵充,违背了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侵犯了答辩人的权利,加重了担保人的负担。

(四)交行的诉讼请求的金额有误。1、如上所述,交行对保证人代偿金额抵充债务有误的情形下,其诉讼请求所主张的金额不能成立。2、对于DCC3600201300369信用证下的垫款,《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第12.1条规定:“自开证行垫款之日起,申请人应立即向开证行偿还垫款并按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支付利息”。交行计收复利没有合同依据和法律依据。3、对于DCC3600201300369信用证下垫款本金利息的计算未提供准确的计算依据。从该信用证到期之日2014年4月17日至交行起诉时,中国人民银行对贷款基准利率多次调整、调低,交行也应相应地对垫款利率进行调整,但交行一审提供的证据未能反映出对利率进行相应调整。综上所述,请法庭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交行的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张某3的代理人答辩称:上诉人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上诉人与答辩人就个人连带责任保证达成合意,答辩人不应当承担个人连带责任。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均形成于2013年10月25日,当时答辩人旅居马达加斯加共和国。答辩人于2013年9月7日出关赴马,2013年11月5日离马入关,其间没有和上诉人商榷个人担保事宜。答辩人认为表示承担个人连带责任的应为《最高额保证合同》,核保书并不能代表个人担保的最后态度,至于答辩人的名章,保管于公司,用于公司特定事务处理,不能代表本人亲笔签名的效力。按照法律规定和上诉人的行业惯例,上诉人应当就《最高额保证合同》与答辩人面签,而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上只有答辩人用于处理公司特定事务的名章,而且事后上诉人也没有找答辩人签署名字,所以名章并不能代替答辩人的亲笔签名效力。请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驳回上诉人对答辩人的上诉请求。

房某的代理人答辩称:上诉人向法庭提供的贷款保证合同共有人声明的签名,不是本人所签,本人也从未授权过任何人签字。《贷款通则》明确规定,保证借款合同应当由保证人与贷款人签订保证合同,上诉人从未与本人进行过面谈和面签。本人向一审法院申请了笔迹鉴定,但由于上诉人拒不配合、不向法院举证,使笔迹鉴定无法正常进行,故上诉人对此应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责任明确,恳请维持一审判决。

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答辩称:对借款事实没有异议,对尚欠的本金和利息数额有异议。我们和银行签订的合同,银行没有给我们返回来,我们没有见到任何合同。

二审交行山西分行提供了天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3签名按手印的授信业务个人保证核保书,承诺对天利公司的全部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

二审查明事实除与一审一致以外,另查明,《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第10条及《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第8条均约定:合同所对应的额度系组合额度,一般短期流动资金贷款500万元,打包贷款5000万元,国内即、延期信用证13000万元,进口押汇4000万元,出口押汇4000万元,买方押汇10400万元……,各业务额度余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从上述约定可以看出,天利公司在交行山西分行的各业务额度余额之和不能超过13000万元。涉案两份合同,交行山西分行共为天利公司垫款103071743.82元,未超过13000万元的额度总和。天利公司2013年10月24日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向交行山西分行申请总额度13000万元以内的授信业务,其中包括买方押汇。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为天利公司的授信额度内提供8000万元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同意为天利公司的授信额度内提供5000万元担保,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天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张某3在交行山西分行出具的授信业务个人保证核保书上,承诺对天利公司的全部授信额度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并签字按手印。

还查明,《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第12.1条违约条款部分约定:“自开证行垫款之日起,申请人应立即向开证行偿还垫款并按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支付利息”。没有约定复利。

再查明,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在同时期本院审理的另一案件中签署过送达地址确认书,本院按照该送达地址向其邮寄送达本案开庭传票,该公司拒收未出庭。依照《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第八条中规定:没有约定、当事人也未提交书面材料或者书面材料中未载明地址的,以一年内进行其他诉讼、仲裁案件中提供的地址未送达地址。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以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民事诉讼文书的若干规定》第十一条受送达人自己提供地址拒绝签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的规定,本院视为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经合法传唤未到庭。

本院认为,天利公司作为与交行山西分行订立《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的相对方,在实际形成垫款并逾期后,应当按照合同约定承担向交行山西分行偿还剩余本息的民事责任。

交行山西分行上诉提出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张某3、房某均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关于张某3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张某3是实际借款人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其对公司股东会决议、授信业务个人保证核保书上本人签字的真实性均不否认,说明其知晓并同意承担保证责任。虽然《最高额保证合同》只有张某3名章,没有个人签字,但依据《合同法》三十二条之规定,当事人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的,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说明印章与签字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案《最高额保证合同》保证人处为:公章/签字,说明盖章或者签字均可。《最高额保证合同》的落款时间为2013年10月25日,当时张某3不在国内,但其名章交由公司保管使用,具有概括授权的法律效果,张某3不否认名章的真实性,主张其名章保管于公司是用于公司处理特定事务,未授权公司在《最高额保证合同》上使用,但根据其在授信业务个人保证核保书上本人的签字按手印的真实性以及2013年11月5日其回国后至本案起诉前未对《最高额保证合同》提出异议的事实,可认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是张某3的真实意思表示。张某3应按照合同约定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关于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根据该公司股东会决议及《最高额保证合同》,能够认定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真实意思。《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及《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约定:各业务额度余额之和不超过人民币13000万元。事实上交行山西分行在《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项下为天利公司的垫款及《国内信用证项下押汇额度合同》项下借款额度余额之和未超过13000万元。根据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该公司只为天利公司在授信额度内提供一份5000万元的担保。依据《公司法》十六条规定:公司向其他企业投资或为他人提供担保,依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董事会或者股东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章程对投资或担保的总额及单项投资或担保的数额有限额规定的,不得超过限额的规定。本案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签订两份55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与股东会决议不符,交行山西分行亦不能证明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还为天利公司提供其他担保,故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主张只为天利公司提供一份5000万元担保的抗辩理由,本院予以采纳。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应以5000万元为限。天利公司在交行山西分行的欠款已由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代偿3860万元、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代偿1160万元,偿还金额超过5000万元。原判认为交行山西分行诉请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在天利公司未偿还欠款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的合同相对性、代偿金额的合同对应性、具体承担的保证责任的数额等尚不明确,驳回交行山西分行对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的请求并无不当,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房某是否应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问题,因交行山西分行不能证明最高额保证合同上房某的签名是本人所签,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请求房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的上诉请求不予支持。

根据本院查明事实,《开立国内信用证额度合同》的违约条款中只约定了“自开证行垫款之日起,申请人应立即向开证行偿还垫款并按人民币一年期流动资金贷款基准利率上浮50%支付利息”,没有约定复利。《最高额保证合同》第2.2条保证责任部分中约定:“保证的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因该份主合同未约定复利,故原审判决判令借款人、担保人承担复利缺乏依据,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交行山西分行上诉请求中合理部分本院予以支持。原审判决查明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部分本院予以维持,不当部分予以纠正。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初字6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变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初字603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西省分行国内信用证项下垫款本金35282111.82元及相应欠息(截至2016年6月6日利息7732414.62元,利息应算至垫款本金还清为止);

三、变更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初字603号民事判决第四项为:驳回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对新钢联冶金有限公司、房某的诉讼请求;

四、张某3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对本判决第二项、太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晋01民初字603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确定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并在实际承担了连带保证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进行追偿。

一审案件受理费380291元、二审案件受理费380291元,共计760582元,由山西省天利实业有限公司、山西达胜金属材料有限公司、张某3共同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   殷 泽

审判员   韩德荣

审判员   王国平

 

二○一九年七月二十二日

书记员   刘宇霖